埃里克·索尔海姆，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现任欧盟亚洲中心联合主席。作为深耕全球环保事业数十载的“地球卫士”，索尔海姆长期致力于推动生态保护领域全球合作，关注并参与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在联合国任职期间，索尔海姆推动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等中国环保案例走向世界，促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中国签署《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让中国生态治理成就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
近年来，索尔海姆几乎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在中国度过：制定“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研究光伏与储能产业发展、考察海洋生态修复成果、推广库布其沙漠治沙经验……在社交媒体上，他自称“乐观的环保卫士索叔”，带着海内外粉丝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点滴进步。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一些西方国家数十年才完成的环境治理成效，同时显著提升了人民生活质量”
问：越来越多中国项目获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说明了什么？
答：我刚到联合国任职时，注意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获得“地球卫士奖”的中国项目很少。这并非因为中国缺乏成功案例，而是因为当时的国际评审体系深受固有的地理与文化视角影响——许多评委坐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办公室里，远离实地，难以真正看见中国正在发生的绿色变革。我的判断是：如果他们愿意去中国亲眼看看，那里的绿色发展案例比比皆是。
我自己的经历正是如此。1984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的若干年中，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我都会跑步，用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当地自然环境。最近十几年，我能明显感觉到中国空气质量越来越好、水体治理成果显著、城市绿地不断扩大——绿色发展的成果处处可见。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地球卫士奖”授予中国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那是一片曾接近荒漠的土地，三代中国人用半个多世纪的坚持，种出了百万亩的人工林海。这不仅是生态工程的奇迹，更是人类意志与自然修复能力携手创造的胜利。
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我曾多次走访浙江城乡，亲眼见证这个深入基层的系统性治理行动，彻底改变了万千乡村的面貌。曾经被称为“酱油河”的黑臭水体，如今清澈见底；昔日脏乱差的村庄，今天处处鸟语花香。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一些西方国家数十年才完成的环境治理成效，同时显著提升了人民生活质量。这种速度与规模令人震撼，这种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问：您如何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答：习近平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一理念向世界表明——中国拒绝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做“单选题”，两者可以并行推进，而且能够彼此成就。
我去过内蒙古库布其沙漠多次。在那里，人们不再把沙漠仅仅视作问题，而是看作一种可以转化的资源。通过发展光伏产业、生态旅游和药材种植，当地居民在修复生态的同时创造了就业、提高了收入。
城市里的变化同样令人震撼。在四川成都，近两万公里的天府绿道体系正在建设。这一长度，相当于从山东青岛到新疆喀什横跨中国约4次，或者从洛杉矶到纽约横跨美国近4次。如此规模的公共绿色空间，是送给每一位市民的礼物。
从荒漠到都市，中国找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化绿色转型方法，这种系统性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罕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社会动员层面也展现出独特智慧。曾有人开玩笑地问我：“生物多样性到底是什么？是一种疾病吗？”这句话提醒我们：冷冰冰的技术术语不利于推动公众参与生态保护。要赢得这场自然保卫战，必须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情感连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中国”这些表达简洁有力，把专业理念转化为普通人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因此能够在社会中形成广泛共鸣，推动中国的环保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越多，世界未来的确定性就越大”
问：中国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巨大的绿色转变？
答：关键在于中国形成了一套高度稳定、可持续推进的生态治理体系。
首先是政策长期性与连续性。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到面向2049年的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善于制定跨越数十年的宏伟蓝图，并依托一个个五年规划将其持续落实、推进。这种战略定力，正是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独特制度优势。
同时，中国市场保持着充满活力与创新的竞争环境，企业不断推动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正是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市场对资源的有效调配，使中国的绿色转型充满活力。
问：在中国“十五五”规划中，您最关注哪些内容？
答：在众多关键词中，我最关注两个：“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前者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先进制造等前沿技术为代表；后者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两者并非割裂，而是相互依存、同步推进的。
一方面，新技术正加速绿色革命。华为利用人工智能声音分析技术，追踪海南长臂猿的活动，实现精准保护；能源公司使用智能算法调度电网，让风电、光伏、水电和储能系统高效协同运行。另一方面，绿色能源是技术发展的基石。如果没有低成本、大规模的清洁能源，我们根本无法支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巨大能耗。绿色能源为技术发展提供动力，技术革新又促进了绿色发展——这是一种真正的共生关系。
尤为值得赞许的是，中国企业在技术发展中的“开源式”作为。DeepSeek等推出的大模型对全球开放，意味着一个尼日利亚、巴西或德国的年轻人，坐在家中，只要有网络，就能接入全球顶尖的智慧大脑。这体现了中国的价值观——技术进步应该为全人类共享。绿色发展领域也是如此。比亚迪在巴西建厂，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投资——中国在与世界各国共享绿色生产力，帮助其他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实现能源转型。
这正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给世界带来的信心：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越多，世界未来的确定性就越大。中国越来越强大，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
“如果没有中国，全球绿色转型不会停止，但它会变得昂贵得多、缓慢得多”
问：环保是否只是一项情怀事业？
答：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绿色转型如果只是情怀事业，是无法长久持续的，它必须在经济上行得通。
与20年前相比，如今太阳能组件的价格已经降至2005年的5%以下。这95%的成本下降来自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持续的技术进步，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价格是能源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在许多贫困地区，人们迫切希望摆脱贫困、获得稳定电力，但前提是能源价格必须能够负担。在当前阶段，依托中国成熟的供应链与制造能力，往往是获取低成本清洁能源的最优方案。
如果没有中国，全球绿色转型不会停止，但它会变得昂贵得多、缓慢得多。如果西方国家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面对中国的绿色发展，中国也可以通过投资、合作与技术共享进一步推动全球绿色转型。这显然是一笔双赢的买卖。
问：这是否就是您所倡导的绿色贸易？
答：是的。绿色贸易不仅关乎商品流通，更重要的是建立绿色合作关系。中国在绿色制造领域已建立起全球领先的效率优势，具备与世界各国深度合作的能力。
现实的需求是：每个国家都希望在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保有本土产业机遇与就业机会。我理解很多国家发展本土制造业的愿望。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逐步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但在起步阶段，对于一个希望加速绿色转型又兼顾经济活力的国家而言，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显然是一种现实而高效的选择。
不久前，我在马来西亚看到中国企业建设的光伏电站，非常壮观。在世界各地访问时，我也常看到大片由中国技术支持的太阳能板。这些项目采用中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支持，但建设、运维、电网接入和金融服务很多由当地企业完成。这不仅带来了清洁能源，更创造了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带动了当地产业升级发展。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绿色合作都像这样，促进了合作双方的共同发展。
问：如何看待绿色“一带一路”对全球发展的深远影响？
答：让我描绘一个画面：当你乘坐蒙内铁路穿越肯尼亚的草原，抬头望向窗外，可能会看见一群大象正缓缓走过。这条铁路之所以能与野生动物共存，是因为中国团队在设计之初就为动物迁徙修建了专用通道——桥梁下方设有生态走廊，确保它们可以自由穿行。这就是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真实写照。
2019年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研究项目，旨在为海外投资建立一套科学、可操作的绿色评估体系，我们提出“三色分类法”：将可再生能源、生态保护等环境友好型项目列为绿色项目，鼓励优先支持；对存在一般环境影响的项目列为黄色项目，需优化设计、降低负面影响；高碳排放项目划为红色项目，建议重点监管或审慎规避。这一机制已成为引导资金流向绿色领域的有效工具。
2021年，中国承诺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一决定极具全球意义。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动表态，其他国家纷纷跟进，全球绿色转型的步伐骤然加快。
问：有一种声音认为，使用中国绿色技术意味着失去能源自主，您怎么看？
答：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增强能源自主。每个国家都有可开发的自然资源。使用中国的绿色技术建立或完善本国的能源体系，与依赖能源进口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它实际上是在强化本国的能源独立性。进口高效率、低成本的设备本身并不会削弱国家的经济安全。相反，通过合作能推动本地技术升级与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在安装、维护、电网整合等环节形成的本地服务体系，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我们必须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消除贫困等，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只要我们团结协作，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然而一旦分裂和对抗，再小的挑战也将变得难以逾越。
“中国追求的不仅是自身的绿色转型，更是与世界共同建设‘绿色文明’”
问：既然绿色转型如此必要，为何全球范围内的进展依然困难重重？
答：困难不仅在认知层面，更在于行动。科学观测早已给出明确答案——气候危机真实存在，积极应对迫在眉睫。但政治意愿的滞后、对责任分担的争议，尤其是个别大国的战略缺位，仍让全球协作步履缓慢甚至出现倒退。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不是地球需要人类，而是人类离不开地球。如果我们明天消失，森林会重归繁茂，江河将恢复清澈；但若我们继续破坏生态，人类文明自身将面临不可逆转的危机。保护自然，本质上是在守护自己的生存底线。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阻力重重，但行动仍在持续推进。我们看到，中国、巴西、南非等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绿色合作规则也正由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达成名为《全球动员 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政治文件、去年在南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重申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的承诺。这些重要进程表明：即使没有个别大国的参与，绿色行动仍能推进。
问：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应如何凝聚起更广泛的共识？
答：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绿色发展，我们不仅需要技术方案和资金投入，更需依赖文明的力量。因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本就蕴藏在世界各大文明的传统之中，与自然共生共荣，是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追求。
中国是世界上首个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全面推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绿色发展成就也有着深刻的文明土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和合共生”的理念。今天的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注重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中国能够持续推进绿色转型的重要精神基础。
在我看来，中国追求的不仅是自身的绿色转型，更是与世界共同建设“绿色文明”——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这一追求并非一时之策，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思维方式之中。
当前，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正在获得话语权与发展空间，这为建设一个更绿色、更公正的全球秩序带来希望。但我们也必须警惕：若缺乏共同规则与协作机制，多极化可能滑向无序竞争状态，丛林法则或将取代合作共识。我相信，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文明对话弥合分歧，以绿色合作凝聚共识。
问：有人认为您与中国走得太近，您如何看？
答：与中国走近，就是与全球南方国家走近、与绿色发展走近。一个国家为绿色发展倾注如此多心血并收获显著成效，任何投身生态事业的人，都不会忽视这股积极力量。中国正携手世界共建美丽中国、美丽地球，我会继续见证并参与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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